◎ 一些官员往往把地方的名贵资源作为个人升迁、做官的资本。要整治这些问题,就要从根源上解决违规违纪等腐败问题,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让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反腐败的红利

◎ 针对利用名贵特产资源谋取私利问题,要加强制度性建设,特别是要厘清名录,切断名贵土特产资源转换成腐败资源的链条

◎ 此次从中央到地方针对利用“名贵特产资源”谋取私利开展专项、专业治理,意味着反四风已经向纵深推进,触动了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和利益,反四风已经从治标层面进入治本层面

□ 法制网记者 赵丽

“更多违纪问题由明转暗、改头换面。通报的172起典型案例,隐形变异的就有98起。四风问题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对隐形变异的新动向要时刻防范,实施靶向治疗,坚决防止旧弊未除、新弊又生。”

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对2018年“五一端午”“中秋国庆”和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通报曝光的183起四风典型案例的特点总结。

从春节前至今,各地也纷纷严查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

2019年伊始,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似乎成为整治焦点。

“中央会强化监督工作,同时加强惩治和问责,通过遏制私人问题滋生蔓延的根源性因素来解决困扰,为彻底解决四风问题奠定基础。”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2019年,中央会针对一些具体性问题开展专项性治理,以专项治理为突破口,以点带面推动反四风工作,形成反四风的规模效应。

借土特产当幌子

行雅贿暗贿之实

去年年底,中央纪委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的通知》。之后,多地陆续制定了具体的整治工作方案,并列出各地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名单。

庄德水对记者解释,名贵资源之所以名贵,就在于稀缺,它们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服务于社会大众,不应该成为部分领导干部谋取私利的工具或渠道,甚至蜕变成他们的个人私产。

近年来,不少落马贪官的敛财方式越来越隐蔽,利用“土特产”当幌子就是其中一种敛财方式。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湖南省近日多地查办了多起干部收受名贵特产案,其中名烟“和天下”频现通报。例如,衡阳市纪委通报的5起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典型案例中,衡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谢先进、衡阳市卫计委原主任邹爱民、耒阳市经开区原主任谷文仕、常宁市城乡规划局原局长欧阳磊都曾收受“和天下”香烟。

衡阳市纪委在通报中称,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赠送“土特产”之名,行“雅贿”“暗贿”之实,企图达到“送得不动声色、收得不露痕迹”的目的。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打着“地方特产”幌子,利用管辖范围内的特产和资源谋取私利,搞违规公款购买、违规收送、违规占用、违规插手干预或参与经营。但无论收送的资源有多么特殊,方式有多么含蓄,手段有多么隐蔽,都改变不了违规违纪或违法犯罪的实质。

2月1日,中共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公开曝光4起党员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及地方特产谋取私利问题典型案例。

例如,遂宁市环保局党组原成员、副局长沈剑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茅台酒问题。2017年和2018年春节前,某环保公司董事长黄某分别以拜年名义送给沈剑飞茅台酒6瓶,两次共计12瓶。

四川省公开曝光的另外3起典型案例同样和酒有关。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辉违规插手五粮液系列酒经销权等问题；成都理工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原代理董事长、总经理李东等人违规决策公款购买五粮液酒等高档白酒问题；乐山市公安局警务保障科时任科长邹浩违规收受供应商所送五粮液酒等问题。

庄德水认为,名贵特产资源一旦成为领导干部的谋利工具,利益受损的往往是人民群众,“一些官员往往把地方的名贵资源作为个人升迁、做官的资本,这些人不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完全是基于个人的发展和私利”。

在庄德水看来,要整治这些问题,就要从根源上解决违规违纪等腐败问题,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树立反腐败和作风建设的公信力,必须解决最受老百姓所关注的利益问题。而这些名贵土特产资源到底如何分配,如何使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本身就与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直接相关。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就是让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反腐败的红利,真正让老百姓在反腐败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

多地列出特产名录

严禁官员输送利益

1月17日,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文件称,严禁当地官员及其配偶、官员子女及其配偶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虽然是地方省份对辖区内官员有可能利用当地名贵特产类资源谋取私利行为下达的明确禁令,但它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中国严禁官员及其亲属利用管理的公共资源、工作人脉用于拉关系、谋利益。

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中,高档烟酒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前,《廉政瞭望》杂志披露了贵州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王晓光的“卖酒往事”。报道称,王晓光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他经常要求下属用公款为其买酒,喝不完就带回家,积少成多,进而做起卖酒生意。他在贵阳开了4家名酒专卖店,交给家人打理销售,自己负责“货源”,赚取了巨额利润。

此外,中纪委曾通报王晓光“痴迷兰花、玩物丧志”。在一些地区,兰花也属于“名贵特产”。

为了便于甄别操作,各地都列出了“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的详细清单,极具地方特色。

例如,根据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消息,云南省怒江州明确界定了当地特产类特殊资源。珠宝玉石重点指碧玺、玉石玉器(翡翠、独龙玉、羊脂玉)、奇石等；名贵木材重点指红豆杉、云南榧、楠木等及其制品；名贵花木重点指茶花、兰花等；名贵药材重点指熊胆、麝香、虫草、野生天麻、野生重楼等；贵重矿产制品主要指白银及铜器工艺品等；土特产品主要指老窝火腿、董棕粉、野生蜂蜜等。

今年年初,辽宁本溪市南芬区提出方案,自1月12日至2月18日,重点整治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打着“地方特产”幌子,利用管辖范围内的特产和资源谋取私利,将“地方特产”作为媒介和资本,进行利益输送,利用本溪出产的高档名酒、参茸类保健品(人参、鹿茸、蛤蟆油、熊胆粉等)、辽砚产品等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违规公款购买、违规收送、违规占用,领导干部及其特定关系人违规插手干预或参与经营等问题。

近日,保定市也开展集中整治,严查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记者注意到,在这次严查中,保定将涞水红木家具、曲阳石雕和定瓷、易水砚、易县绞胎瓷、安国名贵药材、顺平桃木工艺品、各县产的高档白酒等列为重点对象。

在庄德水看来,各地方不仅要列出特产名录,彻底打击此类隐形腐败,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通知和政策要求,开展专项整治和自查自纠活动。针对典型性的违规违纪问题,要实行通报,关键时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进行惩治,形成威慑,把专项整治的效果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制度成果。

针对利用名贵特产资源谋取私利问题,庄德水建议加强制度性建设,特别是要厘清名录,“要写清名贵土特产的界限范围,摸清特产资源的现状,对如何分配使用以及相关企业的监管情况,要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主动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要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手段,要切断名贵的土特产资源转换成腐败资源的链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源解决利用名贵土特产谋利问题”。

边界模糊难定性

反腐方式需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逐渐形成,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了重大成效。尽管明面的违纪行为逐渐偃旗息鼓,但是以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为代表的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仍是百足之虫。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要密切注意不正之风的新动向、新表现,查找隐形变异的四风,越往后执纪越严。

“四风问题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变异性。个别干部往往采取一些变通或者打折扣的方式来执行中央的政策,把四风问题转入地下,披上‘隐形衣’。再加上四风问题本身的边界比较模糊,党风、民风、社风与其直接相关,有些党员可能会运用一些合法的方式给这些问题披上马甲,或者合法的外套。”据庄德水介绍,有时候难以找到相对应的纪律处理条款,有些干部甚至以法无禁止即为合法作为借口来卖权谋私,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制度治理、进行事后责任追究还不够,更需要提高党员的思想意识。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杨小军提出的观点是,四风问题的隐形变异实际上是“根子没解决,这个根的消除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因此要不断保持高压态势,压制住四风才是出路”。

据庄德水介绍,打击此类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也存在难点。第一,发现比较难,具有滞后性；第二,查处比较难,由于制度建设本身具有滞后性,不可能囊括所有新的问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脱离了制度监管,在这种情况之下,难以找到有效的制度依据；第三,对四风问题形式的评估比较难,具体的工作部门往往采取传统方式,比如警示教育方式或者宣传教育方式,来提醒党员领导干部提高意识,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庄德水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说教方式难以达到惩治预期的效果,需要创新反腐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消费信息、社会信息进行综合性分析,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寻找新的四风问题和隐形变异的蛛丝马迹”。

纵深推进反四风

简政放权乃根本

下一步,纠正四风工作如何深化?

根据记者统计,截至今年2月10日,元旦春节期间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总计通报了66起典型案例,92人被点名通报。同时,2015年以来通报的典型案例数量,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有专家称,经过5年专项整治,节日腐败现象已经大幅度减少,节日腐败正在得到遏制。

“未来还要与时俱进地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对于新的隐形问题,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形成警示效应和和典型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提醒大家,让领导干部心有惧,手有拒。”庄德水说,从各地方和一些纪委的实践需求来看,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将各地方查到的典型、新的隐形变异腐败问题汇编成案例,用于警示教育和监督的参考,“它是整个官场政治生态文化的问题,也涉及到怎么评价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政绩和廉洁程度,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四风问题相当于一面镜子,会折射出我们管党治党的成效,也会折射出整个执政党的形象。所以要改变这个问题,就要站在政治的高度和角度去审视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也希望党员领导干部能够不断约束自己的行为,提高思想认识”。

在庄德水看来,此次从中央到地方针对利用“名贵特产资源”谋取私利开展专项、专业治理,意味着反四风已经向纵深推进,反四风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权力的核心,触动了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和利益,反四风已经从治标层面进入治本层面。

“现在主要是加强监督,也就是敲打,不敲打就会越来越猖狂。目前通过监督制度,通过敲打、处分、追究责任等形成威慑,这就叫高压态势,也就是强化监督高压态势来遏制四风问题的反弹。”杨小军分析说,首先要解决不敢腐,高压态势和强化监督是近几年的一个主旋律,“但是从净化权力和反四风的角度,应该在2019年着手制度的改革,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去压缩公权力的空间问题。同时,还包括公开透明权力运行、终身责任追究等。这些制度需要一一改革,给四风问题留下滋生温床的空间才会越来越小,这属于中期目标。短期目标肯定是保持高压态势”。

那么,如何对隐形变异的新动向时刻防范,实施靶向治疗,防止旧弊未除、新弊又生?庄德水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党的日常监督,实现日常监督和长期监督有效协同,同时扩大监督范围,增强监督效能,丰富监督的力量,引入社会评估和群众监督的方式；另一方面,要加强惩处和惩治,一旦发现违规违纪问题,从速从快解决,避免作风问题滋生蔓延,演变成更大的腐败问题。

“从长期来看,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些其他的制度问题。首先,腐败之所以会出现,实际就是权钱交易。因此,简政放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通过市场竞争,市场决定资源,逐步压缩公权力的空间。”杨小军说,其次,领导干部除了对上负责,还要对下负责,“如果只对上,很可能存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所以应该更加重视对下负责,对老百姓负责,让老百姓有权决定官员的工作成绩和是非评价”。